台灣無法適應知識經濟下的新組織、新經濟型態，事業不想做，對世界剛要誕生的新事物不感興趣、成天只想靠對岸施捨、炒房產的老闆太多，導致大環境二十年來總體向下，是為何我從2003年開始工作以來，職涯發展上都只採取生存者策略的原因。
如果收入不可能足以負擔得起一般對家庭生活的普遍想像、不可能擁有一個以過去的觀點去看值得期待的人生、如果台灣總體環境只可能越來越糟，那理性的做法就應該要拋棄傳統的價值觀與思考方式、自行摸索可以適應環境的作法。
合理推導下可以得到的結論就是：我得徹底壓縮生活中的一切，保存累積有最高流動性的資源(基本技能、專業技能 、 知識 、 錢)，然後在生活與工作上不停的採取「短期回報較次、但好的黑天鵝出現機率較高」的策略。
對10幾年前的我來說，那就是把英文練好、持續的在能與國外需求接軌、能直接接觸國外需求、有成長爆發力、有過硬的軟體技術的公司工作，接下來就是不斷的準備、訓練，等待一個「運氣好給我碰上」的機會出現。
我一直告訴自己：「只要等夠久，它會發生的」於是在我職涯的第12個年頭，等到了一隻小小的黑天鵝，她不大隻，但夠我拿到去SF Bay area 當台勞賺錢的機會。
而支付的代價就是這些年來我BLOG的名稱：「遙遠的旅人」
大學畢業以後，我就一直感覺自己是個過客。
逐水草而居，任何時刻基於機會成本計算而決定去哪，不讓自己在心裡上對一處有所牽掛，身邊不累積捨不得的東西。
一向做最壞的打算，當最惡劣的假設狀況發生時，可以放下手邊的一切，投入陌生的地方與環境重新開始。
沒有故鄉、沒有過去，我只允許自己看著現在與未來，以目前的籌碼，去作對將來最有希望的努力與準備。
我並不想當個冷酷的現實主義者，在天氣好的時候，我總期待、也多少投入一些，希望理想的未來能實現一點點、希望還有家鄉能回。
但生命本質有殘酷的部分，而活著一向基於強悍的選擇，所以我一次又一次的犧牲某些、也一遍又一遍的去選。
我還能繼續用這樣的方式生活嗎? 我的旅行到哪裡才有終點？
我沒有答案，我想決定這件事情的不是我，而是這個世界。
也許我終究只是個旅人，一個自遙遠的某處來、又要去到遙遠他方的旅人。
2017年2月27日 星期一
讀書心得 2016
大唐、大元、大清國，就各方面而言，跟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奧匈帝國是相像的。
這種由遊牧部落作為核心，最後形成多種族、多階級、多語言、多宗教的大帝國，其運作方式與命運殊途同歸，在他們領土最大的時候靠的都是族群認同上弱耦合(某種事務合約交換)、一般事務上走官僚主義的方式來運作，可以很諷刺的說：這種天下帝國主義才是多元文化主義的終極政治典範。
民族國家則是近代的發明，他的出現是建立在新的(相對於古代)政治學說發明、與戰爭的動員責任不再是由貴族而是廣大民眾承擔這兩點上。
一旦戰爭的主力從戰爭專業從業者的馬上貴族，換成了受過幾個月訓練的平民火槍兵，能夠最大凝聚一般人民團結意識的政治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與戰爭動員方式(總體戰)，就會逐漸在政治的生態競爭中取得優勢。
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乃至於後來的一次世戰、希特勒崛起都是例子，這些秩序挑戰者能於一時天下無雙，在歐陸把其他國家打到這麼慘，就是這些挑戰者的政治體發展出能夠更加把群眾凝聚起來、以至於可以把國家的每一分資源，都有效的轉換成戰爭機器的運作上。
從這點來看，納粹德國與法西斯主義可說是民族主義的最終體現與結局。
但我們能反民族主義嗎？也不行，民族主義的弱化版，就是現在大多數先進民主國家施行的，以地區自治為基礎，由下而上進行的共同體政治，行有餘力，再去披上一層多元文化主義的外衣來刺激共同體內部的分化與局部特殊性，防止組織僵化與法西斯。
這是人類社會在政治領域走在刀鋒上的動態平衡。
往過度分化、個人化、欠缺團結意識的方向走，國家會變得遲緩臃腫，成為官僚制度、無止境意識形態爭辯的失敗結構，最後在外敵入侵蠶食下毀滅，如同過去所有的帝國。
往過度民族主義、集團意識的方向走，國家會變成對周圍有過度的敵對意識，一旦演化成法西斯，組織內部就成為一言堂而不再能產生健康的內部異見，最後僵化而在戰爭中走向滅亡，如同納粹德國。
以上這兩個極端很意外的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走到極端的國家，其區域自治能力、人民參與政治的主動意願與政治影響力都極端的衰弱，而政治為獨夫、寡頭們所把持。
那共產主義呢？共產黨是政治領域的愛滋病，他是一種病毒化後的政治思想，透過侵入已經缺乏Bottom up自組織能力的社會，最後推動共產國際來開始感染周邊國家的傳染病。
一個國家的人一旦普遍缺乏由下至上的組織與政治行為能力，那共產黨就可以透過精心打造出來，專門吸引這些人民的神話：階級鬥爭、民族自決等套裝思想，來要人們自主毀滅他們目前所處社會的上層階級，而空缺就由共產黨以指導者的身份來佔據，一旦佔領完成，這個政治思想基本不幹別的，就是把宿主國家的資源、人才，所有的一切都重新組織，投入到周邊國家的共產化上。
至於近代中國的悲劇...從以上『Bottom up自組織能力』的重要性去看每個關鍵時刻中國是否有其他可能，我認為悲劇是必然的，不可能有辦法避免。
自秦漢以後中國大陸上的每個政權，或多或少的都建立在所謂『道統』的政治神話上，也就是一種透過朝代更替，與更替時必然發生的大屠殺，來每次重新reset『極端中央集權必然腐化』的六道輪迴。
在這個政治神話裡頭，人民不論是士農工商、還是儒道墨法，都是把區域政治自組織能力給從嫩苗階段就掐死的思想，『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就是在講這件事，中國沒有發展出任何的理論學說去有意識、有組織性的建立起對王權的對抗結構，而非服從結構，人民與王的關係不存在明著的契約關係、而是父子關係與誰擁有誰的關係，『普天下莫非王土』就是個證明。
所以，中國一旦遇上了西方，不論這個西方是指列強、穆斯林、還是共產黨，都是註定要悲劇的。
這種由遊牧部落作為核心，最後形成多種族、多階級、多語言、多宗教的大帝國，其運作方式與命運殊途同歸，在他們領土最大的時候靠的都是族群認同上弱耦合(某種事務合約交換)、一般事務上走官僚主義的方式來運作，可以很諷刺的說：這種天下帝國主義才是多元文化主義的終極政治典範。
民族國家則是近代的發明，他的出現是建立在新的(相對於古代)政治學說發明、與戰爭的動員責任不再是由貴族而是廣大民眾承擔這兩點上。
一旦戰爭的主力從戰爭專業從業者的馬上貴族，換成了受過幾個月訓練的平民火槍兵，能夠最大凝聚一般人民團結意識的政治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與戰爭動員方式(總體戰)，就會逐漸在政治的生態競爭中取得優勢。
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乃至於後來的一次世戰、希特勒崛起都是例子，這些秩序挑戰者能於一時天下無雙，在歐陸把其他國家打到這麼慘，就是這些挑戰者的政治體發展出能夠更加把群眾凝聚起來、以至於可以把國家的每一分資源，都有效的轉換成戰爭機器的運作上。
從這點來看，納粹德國與法西斯主義可說是民族主義的最終體現與結局。
但我們能反民族主義嗎？也不行，民族主義的弱化版，就是現在大多數先進民主國家施行的，以地區自治為基礎，由下而上進行的共同體政治，行有餘力，再去披上一層多元文化主義的外衣來刺激共同體內部的分化與局部特殊性，防止組織僵化與法西斯。
這是人類社會在政治領域走在刀鋒上的動態平衡。
往過度分化、個人化、欠缺團結意識的方向走，國家會變得遲緩臃腫，成為官僚制度、無止境意識形態爭辯的失敗結構，最後在外敵入侵蠶食下毀滅，如同過去所有的帝國。
往過度民族主義、集團意識的方向走，國家會變成對周圍有過度的敵對意識，一旦演化成法西斯，組織內部就成為一言堂而不再能產生健康的內部異見，最後僵化而在戰爭中走向滅亡，如同納粹德國。
以上這兩個極端很意外的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走到極端的國家，其區域自治能力、人民參與政治的主動意願與政治影響力都極端的衰弱，而政治為獨夫、寡頭們所把持。
那共產主義呢？共產黨是政治領域的愛滋病，他是一種病毒化後的政治思想，透過侵入已經缺乏Bottom up自組織能力的社會，最後推動共產國際來開始感染周邊國家的傳染病。
一個國家的人一旦普遍缺乏由下至上的組織與政治行為能力，那共產黨就可以透過精心打造出來，專門吸引這些人民的神話：階級鬥爭、民族自決等套裝思想，來要人們自主毀滅他們目前所處社會的上層階級，而空缺就由共產黨以指導者的身份來佔據，一旦佔領完成，這個政治思想基本不幹別的，就是把宿主國家的資源、人才，所有的一切都重新組織，投入到周邊國家的共產化上。
至於近代中國的悲劇...從以上『Bottom up自組織能力』的重要性去看每個關鍵時刻中國是否有其他可能，我認為悲劇是必然的，不可能有辦法避免。
自秦漢以後中國大陸上的每個政權，或多或少的都建立在所謂『道統』的政治神話上，也就是一種透過朝代更替，與更替時必然發生的大屠殺，來每次重新reset『極端中央集權必然腐化』的六道輪迴。
在這個政治神話裡頭，人民不論是士農工商、還是儒道墨法，都是把區域政治自組織能力給從嫩苗階段就掐死的思想，『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就是在講這件事，中國沒有發展出任何的理論學說去有意識、有組織性的建立起對王權的對抗結構，而非服從結構，人民與王的關係不存在明著的契約關係、而是父子關係與誰擁有誰的關係，『普天下莫非王土』就是個證明。
所以，中國一旦遇上了西方，不論這個西方是指列強、穆斯林、還是共產黨，都是註定要悲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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