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心得 2016

大唐、大元、大清國，就各方面而言，跟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奧匈帝國是相像的。

這種由遊牧部落作為核心，最後形成多種族、多階級、多語言、多宗教的大帝國，其運作方式與命運殊途同歸，在他們領土最大的時候靠的都是族群認同上弱耦合(某種事務合約交換)、一般事務上走官僚主義的方式來運作，可以很諷刺的說：這種天下帝國主義才是多元文化主義的終極政治典範。

民族國家則是近代的發明，他的出現是建立在新的(相對於古代)政治學說發明、與戰爭的動員責任不再是由貴族而是廣大民眾承擔這兩點上。

一旦戰爭的主力從戰爭專業從業者的馬上貴族，換成了受過幾個月訓練的平民火槍兵，能夠最大凝聚一般人民團結意識的政治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與戰爭動員方式(總體戰)，就會逐漸在政治的生態競爭中取得優勢。

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乃至於後來的一次世戰、希特勒崛起都是例子，這些秩序挑戰者能於一時天下無雙，在歐陸把其他國家打到這麼慘，就是這些挑戰者的政治體發展出能夠更加把群眾凝聚起來、以至於可以把國家的每一分資源，都有效的轉換成戰爭機器的運作上。

從這點來看，納粹德國與法西斯主義可說是民族主義的最終體現與結局。

但我們能反民族主義嗎？也不行，民族主義的弱化版，就是現在大多數先進民主國家施行的，以地區自治為基礎，由下而上進行的共同體政治，行有餘力，再去披上一層多元文化主義的外衣來刺激共同體內部的分化與局部特殊性，防止組織僵化與法西斯。

這是人類社會在政治領域走在刀鋒上的動態平衡。

往過度分化、個人化、欠缺團結意識的方向走，國家會變得遲緩臃腫，成為官僚制度、無止境意識形態爭辯的失敗結構，最後在外敵入侵蠶食下毀滅，如同過去所有的帝國。

往過度民族主義、集團意識的方向走，國家會變成對周圍有過度的敵對意識，一旦演化成法西斯，組織內部就成為一言堂而不再能產生健康的內部異見，最後僵化而在戰爭中走向滅亡，如同納粹德國。

以上這兩個極端很意外的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走到極端的國家，其區域自治能力、人民參與政治的主動意願與政治影響力都極端的衰弱，而政治為獨夫、寡頭們所把持。

那共產主義呢？共產黨是政治領域的愛滋病，他是一種病毒化後的政治思想，透過侵入已經缺乏Bottom up自組織能力的社會，最後推動共產國際來開始感染周邊國家的傳染病。

一個國家的人一旦普遍缺乏由下至上的組織與政治行為能力，那共產黨就可以透過精心打造出來，專門吸引這些人民的神話：階級鬥爭、民族自決等套裝思想，來要人們自主毀滅他們目前所處社會的上層階級，而空缺就由共產黨以指導者的身份來佔據，一旦佔領完成，這個政治思想基本不幹別的，就是把宿主國家的資源、人才，所有的一切都重新組織，投入到周邊國家的共產化上。

至於近代中國的悲劇...從以上『Bottom up自組織能力』的重要性去看每個關鍵時刻中國是否有其他可能，我認為悲劇是必然的，不可能有辦法避免。

自秦漢以後中國大陸上的每個政權，或多或少的都建立在所謂『道統』的政治神話上，也就是一種透過朝代更替，與更替時必然發生的大屠殺，來每次重新reset『極端中央集權必然腐化』的六道輪迴。

在這個政治神話裡頭，人民不論是士農工商、還是儒道墨法，都是把區域政治自組織能力給從嫩苗階段就掐死的思想，『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就是在講這件事，中國沒有發展出任何的理論學說去有意識、有組織性的建立起對王權的對抗結構，而非服從結構，人民與王的關係不存在明著的契約關係、而是父子關係與誰擁有誰的關係，『普天下莫非王土』就是個證明。

所以，中國一旦遇上了西方，不論這個西方是指列強、穆斯林、還是共產黨，都是註定要悲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