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環保

有人說我很環保，都自備購物袋、水壺、騎腳踏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其實我只是討厭浪費。

至於『環保』，我覺得很多人都搞錯環保的定義：他們以為環境保護是在保護地球。
錯了，在人類的科技可以打一個洞直達地核、商業公司可以在木星大氣層建立資源採集場之前，我們講說要保護地球，就好像一個五歲小男孩在講說要保護全人類一樣。很可愛、很窩心但那是一種幼稚。

對地球來說，像六千五百萬年前那顆砸在墨西哥灣的隕石那樣的事件，也不過就是生態圈reset再來一次而已，根本沒啥大不了。昆蟲、細菌、能行光合作用的藻類是不會因此滅絕的，我想就連老鼠都消滅不了(就算會，也只是一些特有種，很快的會有替補者)。

而只要有這些，整個生態系就可以在幾千萬年內重新回到同樣的複雜度，只是物種形色大不相同而已。

雲豹滅亡了、貓熊滅亡了、北極熊滅亡了、犀牛滅亡了，很讓人難過嗎？兩萬年以前的歐洲美洲大陸上，有更多早就被人類滅絕了的大型哺乳類。這些物種滅亡對於人類的意義，不在於將它們擬人化然後以人道主義去控訴人類行為的罪惡。而在於人要警惕自己：
為著許多無謂的需要與浪費，這些物種滅絕了，那哪天人類會不會為了更古怪的需要，也把自己給滅絕了？

我們能保護的，不過是地球上一塊適合人生存、讓人活得像人的環境，如此而已。

對一篇文章的感想：「人才」眼裡的臺灣社會，一個剝奪你夢想與熱情的地方

這篇算是對這篇文章的心得文吧？
「人才」眼裡的臺灣社會，一個剝奪你夢想與熱情的地方，遲早把你打成跛腳馬

我的感想是：如果你勉強認為是個人才，或希望成為，那就得敢『砍掉重練』。

重點就是這四個字，沒別的了，你敢跟你不敢就決定你這輩子離夢想與熱情的距離。

不，說夢想與熱情都還太遙遠，說活得快樂、活得自己願意相信、願意成為、不會後悔的人就好。

我這輩子第一次這麼做是大學畢業後從第一份工作離職的時候。那份工作我向自己證明了過去四年科系學的東西不會是我未來要走的，所以我砍了大學四年專業、拋到腦後，開始新的方向與累積。

第二次是我決定放棄中正資工所的時候。我花了半年的時間全職考研，也考上了，所以我不是沒給自己第二次機會回學校，但考上後我反省了一兩個月，我發覺經過了三四年的累積，我已經不害怕自己一人走在一條沒啥人選的路上了。當然家裡是多少有些反對聲浪的，但事後證明這個選擇是我個人事業的十年基礎。

第三次是我加入現在這間公司的時候，我判斷我的專業剛好是個卡在前後端夾縫中不上不下的位置，但我認為接下來的人力市場要不向前端特化、要不向後端特化，總之我得選一個，所以我選了，把之前累積的又放下了許多再繼續往前走。這個決定距離一個下結論的段落還很早，一切都還不曉得，但不論結果如何我想我距離後悔都很遠。


我之前在PTT上也對這個主題回了些文，用來回答這個問題還蠻適切的。
Re: [問題] 學歷真的那麼重要？

到最後，只有生存才是真實的，而人們總是會發現『真正的活著』建立在一連串殘酷的選擇上：

選擇進修、選擇磨練、選擇離鄉背井、選擇告白、選擇分手、選擇工作、選擇離職...

而殘酷來自於任何選擇都帶來犧牲：

犧牲家庭、犧牲朋友、犧牲財富、犧牲玩樂、犧牲健康、犧牲人性...

你要是不選，那就是上天跟旁人來幫你選，而歲月不待人、旁人不管誰都不負責任，所以這世界對最不敢犧牲的就最殘酷...那些你不該犧牲的就總是會不小心被選上。

除了茫然、衰敗與後悔，逃避殘酷選擇的人總是一無所得。

當你敢選、你拿時間作為代價去選，當逝去的多到大到不能說、而千辛萬苦獲得的成為你繼續走下去的理由...很多聲音就自然變得無謂了。

Scala 印象

用了一年，覺得差不多累積夠多東西來寫感想了。

Scala是一個想要同時端好兩個盤子(OO, Functional)，然後引導開發者更多走向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語言。


如果暫時撇開Java Developer 的身份，會覺得Language Feature是偏Functional的，但是網路上的知識與範例多是去連Java的OO API的。

這是一個在Java OOP 巨大的基礎上構築FP 社群的原罪，但，也可以說若不是因為Scala願意背負這個十字架，它就是『又一個Python』而根本不會有機會開始吧？

所以，要用一句話說Scala是什麼的話，我會說它是：『Java FP Frontier』，也就是Java 社群在往FP方向發展的拓荒者。

也因此，Scala在語言發展的取捨是走在刀鋒上難以拿捏的。
太保守，那何不用Java？太躁進，那『保守又膽小』的Java Developer們就卻步。

不過，Java 8 出來好一陣子的現在，它的發展策略應該更進一步了。
期待Typesafe 的下一步。

年輕人在跟有經驗的人請教的時候，要小心什麼？

我想，大概就是後見之明吧。
這幾天在跟實習生打桌球聊天的時候想到的。

我一直覺得，人的記憶是非常不可靠的東西，活得越久，如果有認真過，那多多少少會累積一些成就，而這些成就很容易會『越陳越香』，隨著時間過去記憶會被美化、開始會拿後來發生的事情去解釋當初做決定時是多麼的英明神武。

所以或許不是年輕人要小心，年長的才該要注意，活得越老，就越被自己修飾過的記憶給束縛著，不小心這點，很容易的就自我膨脹成當初自己厭惡的人了。

所以事情做完當下馬上記錄自己的想法或許是很必要的。
我想從今天開始，記述事件與心得類型的文章一旦寫了，超過一年就不可以再改了，我需要一個記錄在那裏不停的提醒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是如何走來的。

關於創業精神

這是在punNode上與人爭論對文章的感想時寫下的文字，轉到Blog 裡來當作是記錄吧。
原始的討論脈絡在此：

謝昆霖：為什麼在台灣的創業少有原創性概念？

我一直認為，創業看的是風險、可以創造的貢獻與實質報酬的轉換可能，這更多是一個面對未知的態度問題，若追本溯源，它則是一種生命價值觀的選擇。(Startup其實也很務實主義，更遠未來的成本會怎樣都是假的，明明就是未知難以衡量的東西，第一步我該做什麼才能朝我想的未來多靠近一點，才是真的。)

創業在執行上，大部份的時候就是走一步算一步，至於很多人會說這是不懂狀況、不務實...但事實是任何創新能夠發軔都是因為這種不懂狀況、不務實的思想發展起的，只是事後人們因為成果太了不起才在那邊造神，把當初做的每個決策講成英明神武。

真正的startup本來追求的就是破壞性創新，就是要給社會提供一個新選項，淘汰舊的運作方式的，他本來就是要從無止境失敗的創新方案中，汰選出那極稀有的成功案例 - 在真正的創新裡成功本來就是偶然。

我個人認為台灣新創事業之所以做不起來，最大的原因在於：「我們對於追求可笑夢想的人極不友善」。

這使得在臺灣敢真正追夢的人得具備「三個標準差外極端稀有的巨大勇氣與強韌的腦神經」才會真的去做，而我們的教育教出來的多是膽小鬼，這就讓本來機會已經很小的創新實現因為做的人太少而變成了幾乎不可能，於是我們有著一整個社會的年輕人困在窮忙死局裡，卻又不敢跳出去試看看某個很蠢但若實現可以有巨大價值的主意。於是我們的產業沒有新的方向可以發展升級，整個社會陷進無用的批評與責怪漩渦中。

要問我為什麼台灣難以做出原創性的創業，我的答案會是：因為台灣人把真正奮力一博過的失敗者與詐欺犯混為一談、把懦弱封建講成穩健踏實、把奸巧當成聰明、面對未知態度自大、對承擔重責而出了錯的人毫無寬容卻跑去尊敬效仿那些躲閃飄很厲害站在邊上出張嘴的。

一個創業者，只要他把頭放在地上給員工當椅子坐、放賭桌上當籌碼跟資本家對賭，那不論他的夢想我覺得有多可笑、不論他失敗的有多慘，我都尊敬他，一個社會的前進之路，就是無數這樣失敗者的屍骨與血淚鋪成的。


當然，很多人會對於這樣的想法提出一些批判，在討論中，對方提出了幾個比較重要的疑問：

1.破壞式創新似乎不是這個意思
2.失敗並不偉大,除非他從失敗中學習
3.營運,行銷和經營策略都是必須,創業不是盲目地亂衝
4.我還沒看過幾個團隊因為別人取笑而失敗的,失敗通常都是別的因素,比方行銷太弱, 營運不佳,資金控管不佳,法律問題,週轉問題等等

而我的答覆如下：

1.我不太清楚學者們對於『破壞性創新』的明確定義是什麼，我的定義是『透過創造新的概念或知識，尋找可以在社會中，取代舊有事物的更有價值的運作方式』而唯一驗證這創新是否有價值的方法，就在於它是否能成功取代舊的。所以這是為何失敗才是常態而成功是偶然，畢竟舊的作法也是過去的創新，它持續越久就越代表它有優越之處。然而舊的作法被取代或大幅修正時，那些根據著舊作法而運作著的技能與人們在這作法『失敗，於是被取代』時必定也哀嘆著自身的衰老與落寞，而這就是破壞。

2.我並沒說失敗偉大，我只說成功沒有比失敗偉大。而失敗的教訓就算是當事人沒學會，它身旁也是創業的人如果可以學到教訓，那這個人的失敗也就確實創造了社會價值。這是社會尺度下的演化論自然選擇，當社會允許甚至促進大量且多變異的個別創業者存在，那不論自然環境(市場、資源限制、天災人禍、科技演進等各種因素)如何殘酷，總會有少許組織透過試誤法找到在人智所未知的各方條件下，能讓社會中不同部分『適應環境』而生存下去的策略。這樣的成功與試誤經歷持續累積，社會就會逐漸總結找到整體應該發展的大方向。而我們不可忘記這是因為無數失敗者替我們掃除了無止境的錯誤分支才得以達致這樣的結果。一個社會懲罰錯誤與失敗而不是歌頌承擔責任與可能失敗的勇氣，那這個社會就僵化、失去探索能力而沒有適應未來的可能。

3.這是尺度還有程度問題，營運,行銷和經營領域當中某些策略之所以我們覺得重要，是因為他們『過去以來一直有用也成功過』所以才被我們保存下來並被認為『必須學習』，那如果在某個突然從未來來到眼前的未知變化面前我們得要拋去某些概念才能適應呢？你講的『必須要有』就突然成了『必須拋棄』了。當然，我並沒有腦袋發熱的認為『為了創新，過去的東西都是廢物，我們應該拋開這一切重新構築新知識』，我認為的是『在眼前所觀察的到的現象面前，我所擁有的那些策略與觀念，背後的基本假設是否還仍然可以適用？』也就是在運作Startup的前提下，對策略的學習與熟練得要優先考慮它是否可被否證，然後在執行時不斷的從對現象的觀察去挑戰它們。

4. 你搞錯因果關係的對象了，按我文裡所述，很多人不是因為被人取笑而失敗，他們是從小受教育就因為些微的錯誤被取笑責罵，而變得『膽小再也不去嘗試』。這些人根本連失敗的資格都沒有，因為他們早就失去挑戰的勇氣而從沒對真正未知、困難的世界踏出過一步。這些人很容易就會墮落，加入那些對失敗者取笑、對成功者酸葡萄或諂媚的行列，於是最後他們逃避責任卻還渴求財富名聲而成為真正卑劣的人。至於對失敗的分析並不是我為文所打算探討的，畢竟可以造成失敗的原因有太多了，就如我一開始就說的『失敗是常態、成功才是偶然』。我要講的是價值觀，看待自己的失敗淚水有多苦澀、多羞恥、多難熬都沒關係，但只要那是勇於挑戰的後果，對別人的失敗就要抱持尊敬和寬容。因為這正是一個社會得以良好運作存活，那當中每個個體所該有的關鍵心裡要素。

民主是否為一個普世價值？

我想，這就要考慮對不同的社會來說，在穩定與發展，自由活動與社會控制，個人與集體利益間要保持平衡，是否存在一個普遍通用的架構，能使這個社會在經濟文化、政治外交上，在與他國互動的同時，仍舊保持主體性。

所以，當一個社會說自己有特殊的國情，不能一概而論，那就要來觀察這個社會的政治體制，在長時間(可能要一百年)的與他國的交互後，是否還能就維持原先政治運作上，保持穩定與不變性。

法國對歐洲可以，加拿大對美洲也行，中國對世界呢？

不，中國不用對世界，讓香港跟台灣去對世界就好，台灣早年政治體制與中國無二，都是一個列寧式一黨獨大的政黨統治全國，而面對世界以後，台灣怎麼走呢？台灣選擇了民主，拋棄極權統治。

香港回歸也17年了，香港現在怎麼走？香港選擇反抗，如同台灣30~40年前的黨外路線抗爭。
這兩個中國邊境的曖昧之地，為何都做出類同的選擇？

台灣跟中國交往以後，也有一陣子(2008~2014)人民投票選擇走回老路子，往中國式統治制度傾斜，而這個世界也看不出有哪個國家反對台灣的這個決定，呼籲台灣應該繼續抓緊民主，但台灣人民為何又選擇要抵抗？決定不繼續這麼做了？又，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得抵抗不但有效，而且持續的連鎖反應呢？

我認為真正的關鍵因素，是科技。

土地幅員不變、人口數量不變(或些微增加)，社會內的資訊黏滯度升高是非常有限的，但科技對於降低黏滯度卻有超級強的效用，那麼當一個社會資訊流通黏滯度持續降到一個水準，不論是經濟、政治、國外的國內的、還是文化資訊就會開始四處流竄，在民眾的思維裡開始互相鬥爭起來，看看哪一種思想能夠生存。

在這個思想辯證的競爭中，那些有現實世界的實績、能符合現況、能夠與理性推導下期望的未來相符的概念，才能生存，而成為這人的思想。於是社會的資訊流通黏滯度越低，各種不同的資訊越是普遍的為人們所得，體現出最基本的現象，就是最能競爭的思想因為低資訊黏滯度而廣泛的在人群中傳染開來，於是人們將普遍的自我歸納出類同的結論(當中會有變異)，並開始模仿那個最能生存的思想在其他的社會運作時，人們會有的行為：

在現代，那就是為了『個人可能可以具有』的自由與平等，開始與專制體制抗爭。

人們接受民主而去模仿民主國家人民行為的動力，來自一個簡單的事實：
民主國家社會裡的人，看起來更平等、更能掌握自身命運、更不需要恐懼。

台灣的民主並不是外國人派老師來教導我們的，是台灣人見了別人好，開始模仿假裝，經過這三十年的衝突與統合，逐漸發展起來的。

所以民主到底是不是普世價值？我的回答是：他比專制更適合當下科技水平的人類社會。

一個專制政府在一個『世界經濟與知識，普遍由民主社會所掌控』的世界情境中，將面對巨大的兩難：
如果要能繼續控制社會，資訊黏滯度就得升高，也就是必須得對網路與言論做監控。
而控制社會的資訊黏滯度對於專制政府的生存是必要的，因為不能控制，對專制體系進行解構的思想與信仰會流竄，對一個由上而下的社會體制來說，這意味著社會由末端開始『無政府化』甚至『反政府化』，假設這樣的狀態普遍的擴散，那這個社會就不再能稱作『專制』了，一個不專制又不民主的政府，就只剩下『無能』可以形容，大清帝國末年就是如此。

如果要讓社會能與外國競爭，資訊黏滯度必須降低，也就是必須開放網路與言論自由。
而這些開放，對於一個社會能發展出其強項與他國做經濟、文化上的競爭是必要的，因為不開放這些，不合宜的舉措不能針貶、聚會與合作須先經過審查、人民的思想基礎普遍是基於某種信仰而非懷疑，這些會導致知識上的突變與傳染環境的缺乏。那有價值，能與這個世界的其他知識體一較高下的創新會難以出現，而這使得這個社會將只能透過沒有效率的模仿外國，來獲得支撐自身經濟發展所需的突變動力。

那如果一個專制社會做『選擇性』的升高資訊黏滯度呢？

這是面對這種兩難的理性妥協，然而這個妥協也至少帶來了幾個問題：

1. 『選擇性』就意味著額外的運行成本與同步時間延遲。即使做的再怎麼有效率、再怎麼的透明，偶而的大延遲甚至阻斷還是會發生，這造成『訊息服務可靠度』的信用降低。

2.  只要資訊流通，知識突變就會因為環境事件而自然發生，那當政治上的錯誤在環境中發生時(特別是腐敗)，消息的發生與掩蓋會有時間差，而專制體制在社會動力上又缺乏自我反饋，這使得這個社會的成員，普遍有機會觀察到一個『有錯不改卻又無法抗衡的權威』，這種訊息一旦傳染出去，將造成數個嚴重的負面影響：一、大幅減低統治權威。二、潛規則橫行。三、人民間的基礎信用被削弱。這對一個社會不論在經濟與知識發展上都是負面的。

3. 資訊流通，人就跟著流通。人有『追求財富、追求機會、逃避恐懼』的趨性，採取『選擇性』升高資訊黏滯度的專制社會，將面對『阻礙知識與人才對國外的流動將使社會窒息』跟『開放知識與人才對國外的流動將使社會只能留下二流人才』這樣的矛盾。

綜合以上因素，專制政府如果不掐緊資訊流通，他會滅亡，但如果掐太緊，社會會窒息而在世界的環境壓力下逐漸失去競爭力。那如果選擇性的掐，偶而緊、偶而鬆呢？ 那就得到一個跟其他民主社會比起來競爭力、創造力次級，更多時候是憑藉著廉價勞動力、賤賣天然資源來維持世界經濟位置的半開放社會。

談領域分工

領域分工很重要，但我們對於知識工作的領域分工有足夠的認識嗎？
在知識工作中，如果沒有真正的領域分工，組織的運作就只能靠個人英雄主義＋救火隊的方式來進行，在這當中不論是那個英雄還是旁邊的助手最後都會迷失在各種事件驅動的補破洞工作中。

這是因為系統複雜度與對各領域專業需求的成長，最終將超越英雄個人能力的增長速度與範圍，那助手們必然還是會隨機的在英雄照顧不及的地方替整個團隊做決策，如果這些助手過往都沒有按部就班的練習做決策、強化該領域能力的機會，做出錯誤且後患無窮的決定就是必然時不時的要發生的。

而這也就限制了組織整體有效產出的成長(最後必然是零成長甚至負成長，因為英雄個人能力與市場要求的背離會越來越大，錯誤發生的機率會越來越高，於是時間都被用來解決錯誤設計的爛攤子而導致錯過商機)。

差勁的最高管理者此時會說：『這個人不適任，找個厲害的加入或換一個吧』
但問題是，一個走英雄主義的組織必定會因為既存的決策結構與利益反饋導致英雄們彼此攻伐，一山不容二虎，自認英雄的人能找來的只能是比他弱的狗熊。架構不改變，更厲害的常常要不適應、而換一個通常也不會更好。

走出英雄主義，是解決這個困境的必然方向；當每個人都被要求對特定的領域負責，被期待成為組織中特定領域的決策者，被組織賦予向任何人尋求協助以執行決策的權力、被承諾力所不及時決策執行的後果將共同承擔，這人才會產生足夠強大的動機去把事情做好。

『真正的負責』是沒有辦法『被要求』的，因為這個時代對於『被交付的工作做完了』這樣的一個陳述中，那個『做完了』指的是什麼是很難在一開始就清楚定義的。更多時候與其說我們要那個人去做那份工作，不如說我們要那個人去摸索、去回答『在那個領域我們要完成什麼、要做到什麼程度？』，也就是我們要那個人為團隊在特定領域『做出決策』，並調度資源、帶領整個團隊去把該領域的工作給做好。

當一個人的工作需要做決策，不論他負責的領域多麼小，他都必須是個領導者才能做好工作。

而以『助手』的mind set 在做事的人，是無論如何都做不好領導工作的：
他缺乏界定問題範圍的練習、他對內部資源以及其他人的時間可以如何調用與組織沒有默契、他習慣『被交付工作』以致於他不清楚組織目前聚焦的方向。

有很多管理者以為只要站出來講說這一季我們要做什麼，大家就會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錯，只有當人清楚知道自己承擔什麼領域的決策權的時候，組織目前聚焦的方向才會在他的領域上產生清楚的概念投影，進而演繹出行動綱領，沒在負責領導的人對於任何的高聲喊話都只能是馬耳東風，這不是那個人差勁，而是組織的結構差勁。

在知識工作的場域，真正的領域分工建立在『承擔領導責任』上，『被交付的工作』中只要包含決策的成份，它的成果就不該預期能被做好。

那麼當工作像軟體開發這樣，總是含有決策的成份呢？(只要有設計就有決策)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peer review、要pair programming、要不斷的做知識分享、要建立探索各種軟工方法論的原因了。
不然你就祈禱在你的商業價值實現、在你錢撈夠可以拍拍屁股跑路前，團隊不會被熵給吞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