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年度計畫

hmmmm...對任何一個夠大夠久的組織來說，砍工作跟規劃新工作是一樣重要的啊。

這是個降低熵的動作：
一間夠大夠久的公司的年度計畫中，加功能與砍功能佔的時程應該要維持一個適當的比例，才是健康的，老是很單純興奮地加新功能，系統的熵只會越來越高，導致未來想加新功能代價越來越大、每個開發行為產生的副作用越來越多。

對開發人員來說，長期而言砍東西是會增加滿意度的：因為任何服務、框架一旦不夠好，那在這樣的公司文化裡就總有下線的一天，於是開發者比較可以期待一個不被過去的錯誤綁住的未來、或是開發者可以更加勇敢的嘗試新東西(類似社會安全網的概念：盡量做，別擔心，有人會來收拾殘局)。這對人員流動率、工作滿意度是有很高的正面影響的。

New framework提出來、Old Framework 下線的排程就要列。
每年普查所有的existing service，搞清楚每一個service 的loading有多大、用的人有多少、趨勢是什麼，要砍、要轉成OSS還是要繼續維護保持。

從產品的高度去看，一旦新產品上線一兩年，過了賞味期，若是流量revenue 上去了，那其實表示公司的方向有微幅的調整，任何跟新產品高度重疊的舊產品，或是與新的市場方向無關的產品，就應該要面對下線的檢討。

那若是流量、revenue 沒上去，市場不滿意呢？當然就是把這個嘗試砍掉，把人丟去發想其他新的專案或產品啊，流連於失敗的計畫對任何人都不是好事。

目前看過去這點做最好的大概是Google吧？
他們的產品墓地陣容好壯觀。

政府該大還是該小？

爭論政府該大還是該小到底有什麼意思呢？

支持小政府的人沒有意識到，政府是最初也是最後能與企業、宗教這種等級的怪獸組織直接對抗的組織。當企業國際化，影響力遠超越過去所能想像的今天，成天在那邊講政府小效率多好有啥屁用？今天不支持小政府概念的人，擔心的是當社會基本需求、個人權益與組織的目標、成本外部化發生衝突時，該怎麼保障社會的需求與個人不被組織犧牲。那強調鬆綁管制的小政府就是經濟效率越高、社會會被掠奪的越徹底，個人越被踐踏，於是小政府支持者越是強調市場效率其他人就越害怕，這些人要的是斷路保險開關與社會保障能確實有用啊。

支持大政府的人則是普遍對Top Down、water fall、菁英主義的計畫發展模式有無謂的信仰，事實是當知識變異得越來越快、社會越發展越複雜，階層結構無法即時反映時，一個過度集中的系統必然是僵化的，不可能滿足知識社會中，從經濟到社會結構種種變化的即時性需求。大，然後沒飯吃，這樣可以？

當然台灣的情況是大又腐敗(腐敗不是貪污，貪污是腐敗的一部份，但腐敗指得是任何本來設計該有什麼樣的功能，卻不但完全沒有、還侵蝕民間執行該項功能的既有能量)，該保護的不保護、該寬鬆的抓死死、該管的又不管，所以讓所有的人都很不爽。

教育到底該教什麼？

其實某方面就是在問『什麼是必要的起始知識？』也就是如果不知道，那會連探索問題的能力都沒有。

而這是個很難的問題，原因在於判斷『什麼是必要的？』是一個預測未來趨勢的動作，所以一個地方的教育往哪走，某個程度上，就是那個地方的人群對未來知識領域變化的想像。
(如果有哪個大學者、大教育家對這個問題很有自信，那就去問他是不是把身家都押在那個概念的股票指數上好了，如果沒有...你會聽一個自己都不敢買的人在那跟你吹噓這買下去有多賺嗎？)

現在大家爭論的問題是：
『那到底哪些東西一定得學是誰說了算？又該怎麼學才是對的？』

於是台灣人就吵成一團了，至於這問題本身合理嗎？嘿嘿～

如果要我來看，那我會從『如何提高教育的反脆弱性？』的角度出發去討論教育該是什麼樣，原因是反脆弱性越高，統計上組織中個體生存的可能性越大。

建構起『教育的反脆弱性』的關鍵要素有幾：

一、社會中局部自行根據自身的歷史脈絡與知識，去發展個別的教育共同體。
其實就是促進生物多樣性，而多樣性是一種沒有辦法Top Down的去規劃設計(但可以Top Down的毀滅掉)；只能透過維繫一個環境、去點火，等待Buttom Up的自組織與突現發生的東西。
如果一間彰化鄉下的小學與國中決定用越南的教科書來教學生，因為混血新生代的比例在該地區很高，而學校想要幫助這些家庭的親子教育，只要連署達一定比例，那國家就該透過一個教育投資平台以實際的資源、專業人員媒合、辦學輔導去支持(成果評估可以是第一屆畢業生畢業三年後學校的招生狀況之類的指標)。


二、每個教學單位的實體要小、週期要短、權責要相符。
基於少數教育者的辦學理念去創辦的專門學校很好，能夠基於社區共識下出來的教學系統也不錯，各人吹各人的調，沒有必要一樣，唯一要求的條件就是資訊共享。
實體要小、週期要短，這樣有任何的問題，不論是學校、老師還是學生，都很好去做調整。


三、建立一個基於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可以使整個社會中，不同的教育共同體都能分享、存取的資訊反饋網絡。
使得社會中任何教育共同體的消長、失敗或成功，可以有充足的資訊紀錄下來，能於其他共同體之間討論、研究、學習，使得各個共同體能夠更多的基於實際的樣本，而不是某個學者的想像來建構教育知識與辦學策略，於是每間學校、每個老師、每個學生都是實驗品，而任何局部失敗的教訓，都可以為其他部分去學習仿效。


無論如何，不論有沒有教改，我們對教育如果還在相信，一個基於建構一套鉅細彌遺地課綱，然後據以打造出一條長達十二年選配項目超少的知識裝配線，是符合這個社會未來的需求的，那我想就連二戰前的福特汽車工廠都沒那麼悲劇。

用軟工的術語來講，就是一個開發團隊只憑著他們對『何謂國民？』的期許與對少數使用者的觀察，就開始寫一份product spec，寫完後就開始無差別的拿每個小孩當素材，進行water fall式的開發長達12年，而過程中連個像樣的issue tracker都沒有，所有提出來的意見與Bug他們說有修就有修、功能他們說有做就有做，然後打造出來的就是你小孩耗費青春裝在腦袋裡裝的玩意。

這很荒謬嗎？更荒謬的是無數的家長要不認為這個產品開發不是自己的責任、不然就是對Water fall中每個 milestone 跑出來的測試數據不理想，在那邊對小孩鬼吼鬼叫的。

至於下一代成員本身呢？他未來能生存嗎？他喜歡這個由不得他、被裝配出來的人生嗎？科科科。

人權、言論自由與知識經濟

一個地方可以有他自己對人權的看法，然後該地方的法律系統得要服從這個看法而維護人權。 但每個地方的看法不一致，並不代表就是沒有共同的看法，比如說共產主義的消退，就意味著私有產權這個權利義務結構，已逐漸成為這星球上眾人一致的看法(不是沒有修正與限制，但普遍認為應基本保障)。 而接下來，這個星球將會逐漸的就男女、性別認同、宗教等等的都逐漸在牽涉到各個人權的議題上得到共識。過程也許要花上一百年，但是是會的。 這是因為在沒有共識的情況，一個國家跟其他國家的交流將會出現不平衡與衝突(由於遊戲規則的差異產生的套利空間，會從經濟貿易流動層面產生腐蝕兩方內部利益分配機制的動力)，而這些不平衡與衝突，看著過去自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後，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互動這幾十年的歷史，就逐漸證明了矛盾必定會逐漸累積而變得不可容忍的。 那雙方為了各自內部利益著想，就只好切斷關係了(從2015開始的美中關係來看，我是認為一個新的冷戰與圍堵正在成型)，但這個關係的切斷對誰會造成問題呢？對極權國家會造成問題。為什麼？因為人權中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由於社會個體間的信任較低、訊息互動較小，其創造與創新動力會弱于有言論自由的外部。但這還不是最致命的，真正致命的是，極權統治下的社會，其法律系統與社會規範的調適能力沒有辦法應對知識經濟社會下Bottom Up上來的各種變動與衝擊。 台灣在2000年後，KMT＋DPP過去這15年的各種舉措失當、決策失敗等問題其根源也在這裡。 知識經濟是必然的未來，從已知用火開始，就註定科技對人類是一旦知道就不能假裝沒有、不可能拋棄的，但知識經濟並不必然帶來美好的未來，失敗的社會制度在新科技、乃至于新的知識創新管道與各種突破舊規則基礎假設的資源運作模式的動能供給下，將如同188X~191X年那時的西方一樣，迅速累積出可怕的社會動盪風暴。

對知識變動與科技衝擊的調試，從來不是只有在經濟領域、同時也在政治領域、在社會方方面面各個次領域的遊戲規則與文化裡。這證明也所在多有，當年馬克思的資本論，想討論的就是人類社會應對工業化後種種的社會矛盾與不平等的正循環，將有可能採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應對。而日後這些矛盾加上民族主義所凝聚成的超完美風暴，就是二戰與隨後的冷戰。

社會已經由工業經濟轉型到知識經濟，再也回不去了(回去工業經濟的生產模式的話，沒有資源沒有土地沒有市場，台灣會瞬間被世界拋棄，而即使中國大陸這麼大，也會被世界蹂躪)，而在新的經濟模式下，一個奠基於網路所建立起來的『公共規則制定與決策共識平台』，在夠廣大的群眾覆蓋率與意見領袖的積極參與下，即時的應對解決制度的不完美、各領域群體多軌併行討論即將出現的新科技對社會可能的衝擊、透過論戰求得解決方案一致的共識，才有可能讓社會在知識經濟所產生的一波波巨浪下，能夠不因訊息不對等、貧富不均、階級差距等等的問題而撕裂。

那一個不保障言論自由、一個還在認為『政府有權以煽動誘惑製造動亂的言論為理由將人抓起來』的國家，有可能建立起這樣的平台嗎？我個人是不認為有可能。
在缺乏『烏鴉嘴』的情況下，一言堂是必然的，於是這平台也只能是歌功頌德用的，就更別提這平台的終極目的就是成為國家行政權、立法權的實質掌控者了。 認為這是癡人說夢嗎？從許多民主國家在制度創新上的種種跡象，例如德國的Parliament Watch、以及許多正在興起將自己定位為網路民意代理者的新政黨，許許多多不同的嘗試正在展開，只要有誰獲得了最大的成果而為國家帶來巨大的成功，那風行草偃是必然的。而這些新嘗試，都是在下放權力，而非集中。
到那時，中國若還在往寡頭政治與極端民族主義的方向加速，那有可能接軌嗎？我很懷疑，但不能接軌的代價不是經濟熄火萎縮內部動亂、就是對外關係舉措失當導致衝突，或者兩個一起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