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信用建設

我之前常說，網路會發展成生死簿，而人們正透過這個機制當一個更誠實的人。

再過不久：

AI可以透過熱成像、透過對臉部肌肉、血管流動最細微變化的特徵，對每個錄影去分辨當中人說謊的可能性。

而文字描述不但會有特徵可以判讀是否在說謊，沒有已經累積足夠cyber space foot print 的身份所做的言論，也將不被人們採信。

當一個人想要電視購物、申請信用卡、貸款、購買私人保險、甚至只是申請Costco會員，所有這些紀錄都會連接在一起，一個email就可以查到電話、姓名、其他論壇的網路ID，以至於這個人的網路身份背後的網路言論。

在未來，大型量販店、信用卡公司、電信公司甚至保險公司，可能就顧客身份識別與資料共享去結盟、去生成一種新的信用合約，對消費者來說，這樣的使用者條款該不該簽呢？

簽下去，那麼一個信用分數很高的人可以獲得很大的消費折扣，而當所有其他人都簽下去而享受那個折扣時，不簽的人所支付的額外費用事實上就是一種信用保險。

這當中會有很多的社會民主與道德隱私難題，但不論如何，新的商業合約與信用模型必定會誕生，到那個時候，人們會越來越愛惜自己的信用吧？不論是網路與實體世界言論的一致性(在網路上說的話敢在實體世界裡承認，反之亦然)、還是金錢往來，這一切都有可能正被紀錄而給機器自動分析著。

對我來說，如果能夠保障這種硬記錄不被竄改，可以去分析自己過去的行為的話，我會很想知道這些紀錄跟我個人記憶之間的差距的，古時候的人們反省自己得要依靠非常不可靠、總是被認知美化過後的記憶，未來的人將可以透過所有自己於公開場合留下的各種記錄去檢討，人類德性的演化正在往一個有趣但很嚇人的方向走去啊。

另外，對於未來的社會，這些辨識技術與資料匯總、資料可信度等機制統合起來，將成為民主社會代理人的信用基礎。

人個體的力量已經被科技放大到太大了，一個新的idea、一個夠高的職位，可以讓一小撮人透過市場經濟動力、透過位於政治階層結構的上層，而能做出過去社會所難以想像的結果。

人類政治結構往分散式架構演進的速度，顯然慢於科技知識演進的速度，以至於我們身處於一個『錯誤的代理人造成的影響，對社會更有機會是毀滅性的』的時代，不透過取消代理人的隱私權、透過發展更多這方面的科技，去保證這些人是真的可以被信任的，民主政治將成爲傲慢菁英與民粹暴徒間無謂的爭論而已。

(極權政府就更別說了，一次信用危機失控造成的連鎖反應，就可以將整個信用流動機制停下來，然後好一點是如同過時的線上遊戲那樣慢性衰退、差一點的就是多重器官衰竭)

在我們往更直接民主，透過自組織、權力更受到限制的代理人機制發展出來前，我們只得更加的關注檯面上政治人物歷史以來的一言一行了。

未來可行的民主政治

我認為必定會基於網路，發展成一種於民粹之中自生成菁英的狀態。


透過網際網路、社群平台，這樣的社會裡，人人都是政府的一員、人人也都參與議論政治，所以她非常的民粹。

而於其中必然會出現大量意見領袖、出現統合行動者，他們在cyberspace這個一字一句相較過去幾乎是不會被遺忘的世界裡，大量的生產文本，同步非同步、即時非即時的與整個社會互動，公開的檢討別人，也被別人公開檢討。

而這樣的社會裡，任何的人或部門，要從社會取得資源發展其專業領域，也就必須要對當下社會正在聚焦的論述，去提供他們的價值才行，也就是從個別的專業角度出發，批判或支持某個論點、然後針對成型的政策去背書、建議或回饋。

所有的專業領域都必須透過這樣的參與社會對話，才能取得真正眾人任何的權力或使用社會資源。沒能做到這件事的行政者，就會受著草莽抗爭、面對敵對政治團體的民粹運作而寸步難行。


於是『政治菁英』得要被重定義，它的核心職能在接下來的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一種採取普羅大眾的語彙、從個人專業知識領域出發，去進行道德批判或建設性策略論述的能力。

可以說，在未來沒有這種能力的，會被認為沒資格於政治上當決策者。

我們現在還很難想像這樣的社會，或是本能上抗拒，那是因為很多人還覺得：
『會做事，但不擅長表達』是可以的，只是政治人物的小瑕疵而已。
或者覺得：
群眾是盲目的，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應該要由我們這樣有歷練、高學歷的人來管才對。

但這些假設的前提，都是在一個『資訊黏滯度很低』『學習接受新知識很難』『發表公共論述成本很高』的時代所建立起來的。

而現代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任何原始智力沒有比這些菁英低的人，只要專注在一個議題上去做功課，是可以於很短的時間內，要不得到相同的結論而支持、要不得到相異且有競爭能力的結論而反對。


所以在這個已經漸漸實現的未來，這些習慣『超低資訊黏滯度』的人們會直接認為：

這些政治人物利用資訊不對稱，懶得或不敢公開，那不是在搞鬼就是傲慢、不能從基礎知識開始發展出完整的論述來說服他人，那不是他也不懂就是在亂揮瞎掰，於是這些政治人物所謂的『會做事』不過是在一廂情願而已，而他們只要憑著自己目前掌握的權力硬要做，那不論好心壞心就都是壞事。


這個已經到來的下一個社會，需要一個更能有效累積信用、更頻繁的進行資訊同步與反饋的政治架構。

傳統政治菁英與民粹的對立假設：
『我們比你們知道的更多，由我們來安排與做決策才是好的』
『你們所隱藏的更多是用來圖謀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大眾的利益』

在接下來的民主政體內不可能可行的。

大學的重定義

知識經濟時代，最能「創造並實際證明知識價值」的組織取得最大比例的獲益，其他人則勉強打平就不錯，常常毛利率低到隨時一個事件波動就要虧錢，這促使組織追求更高度領域整合與知識密集的創新、而個人則要於職涯內無止境的追求累積專業知識技能。


『發展探索知識』不再只是象牙塔內的智力遊戲、不再是教授升遷的根據，而是市場上大大小小的參與者們求生謀存的目標，是社會中所有經濟參與者位階高與低、有飯吃與沒飯吃的差別。

於是市場經濟動力取代了學術機構，成為決定知識發展方向與驗證知識價值的最高權威。

學校可以去發展創造市場不喜愛的知識，但那只該是社會基於保存與尊重少數的需要而設立的少數機構，他不該是150間大學每間都有的奢侈。

大學在現實世界中真正的目的，已經變成了「為這個社會經濟上的生存，尋找可能有價值的新知識的來源」。

比喻的說，這已經不是什麼悠閒的學究們討論玩弄抽象概念的時代了。
這是一群知識尋水人，於知識荒野之中，在產業崩壞光、社會渴死前，能不能找到水源，挖出知識之井來給社會殘喘續命的問題。

沒找到，社會的經濟流動就會逐漸乾涸，產業枯死，而崩壞與動亂就在眼前。

公司的年度計畫

hmmmm...對任何一個夠大夠久的組織來說，砍工作跟規劃新工作是一樣重要的啊。

這是個降低熵的動作：
一間夠大夠久的公司的年度計畫中，加功能與砍功能佔的時程應該要維持一個適當的比例，才是健康的，老是很單純興奮地加新功能，系統的熵只會越來越高，導致未來想加新功能代價越來越大、每個開發行為產生的副作用越來越多。

對開發人員來說，長期而言砍東西是會增加滿意度的：因為任何服務、框架一旦不夠好，那在這樣的公司文化裡就總有下線的一天，於是開發者比較可以期待一個不被過去的錯誤綁住的未來、或是開發者可以更加勇敢的嘗試新東西(類似社會安全網的概念：盡量做，別擔心，有人會來收拾殘局)。這對人員流動率、工作滿意度是有很高的正面影響的。

New framework提出來、Old Framework 下線的排程就要列。
每年普查所有的existing service，搞清楚每一個service 的loading有多大、用的人有多少、趨勢是什麼，要砍、要轉成OSS還是要繼續維護保持。

從產品的高度去看，一旦新產品上線一兩年，過了賞味期，若是流量revenue 上去了，那其實表示公司的方向有微幅的調整，任何跟新產品高度重疊的舊產品，或是與新的市場方向無關的產品，就應該要面對下線的檢討。

那若是流量、revenue 沒上去，市場不滿意呢？當然就是把這個嘗試砍掉，把人丟去發想其他新的專案或產品啊，流連於失敗的計畫對任何人都不是好事。

目前看過去這點做最好的大概是Google吧？
他們的產品墓地陣容好壯觀。

政府該大還是該小？

爭論政府該大還是該小到底有什麼意思呢？

支持小政府的人沒有意識到，政府是最初也是最後能與企業、宗教這種等級的怪獸組織直接對抗的組織。當企業國際化，影響力遠超越過去所能想像的今天，成天在那邊講政府小效率多好有啥屁用？今天不支持小政府概念的人，擔心的是當社會基本需求、個人權益與組織的目標、成本外部化發生衝突時，該怎麼保障社會的需求與個人不被組織犧牲。那強調鬆綁管制的小政府就是經濟效率越高、社會會被掠奪的越徹底，個人越被踐踏，於是小政府支持者越是強調市場效率其他人就越害怕，這些人要的是斷路保險開關與社會保障能確實有用啊。

支持大政府的人則是普遍對Top Down、water fall、菁英主義的計畫發展模式有無謂的信仰，事實是當知識變異得越來越快、社會越發展越複雜，階層結構無法即時反映時，一個過度集中的系統必然是僵化的，不可能滿足知識社會中，從經濟到社會結構種種變化的即時性需求。大，然後沒飯吃，這樣可以？

當然台灣的情況是大又腐敗(腐敗不是貪污，貪污是腐敗的一部份，但腐敗指得是任何本來設計該有什麼樣的功能，卻不但完全沒有、還侵蝕民間執行該項功能的既有能量)，該保護的不保護、該寬鬆的抓死死、該管的又不管，所以讓所有的人都很不爽。

教育到底該教什麼？

其實某方面就是在問『什麼是必要的起始知識？』也就是如果不知道，那會連探索問題的能力都沒有。

而這是個很難的問題，原因在於判斷『什麼是必要的？』是一個預測未來趨勢的動作，所以一個地方的教育往哪走，某個程度上，就是那個地方的人群對未來知識領域變化的想像。
(如果有哪個大學者、大教育家對這個問題很有自信，那就去問他是不是把身家都押在那個概念的股票指數上好了，如果沒有...你會聽一個自己都不敢買的人在那跟你吹噓這買下去有多賺嗎？)

現在大家爭論的問題是：
『那到底哪些東西一定得學是誰說了算？又該怎麼學才是對的？』

於是台灣人就吵成一團了，至於這問題本身合理嗎？嘿嘿～

如果要我來看，那我會從『如何提高教育的反脆弱性？』的角度出發去討論教育該是什麼樣，原因是反脆弱性越高，統計上組織中個體生存的可能性越大。

建構起『教育的反脆弱性』的關鍵要素有幾：

一、社會中局部自行根據自身的歷史脈絡與知識，去發展個別的教育共同體。
其實就是促進生物多樣性，而多樣性是一種沒有辦法Top Down的去規劃設計(但可以Top Down的毀滅掉)；只能透過維繫一個環境、去點火，等待Buttom Up的自組織與突現發生的東西。
如果一間彰化鄉下的小學與國中決定用越南的教科書來教學生，因為混血新生代的比例在該地區很高，而學校想要幫助這些家庭的親子教育，只要連署達一定比例，那國家就該透過一個教育投資平台以實際的資源、專業人員媒合、辦學輔導去支持(成果評估可以是第一屆畢業生畢業三年後學校的招生狀況之類的指標)。


二、每個教學單位的實體要小、週期要短、權責要相符。
基於少數教育者的辦學理念去創辦的專門學校很好，能夠基於社區共識下出來的教學系統也不錯，各人吹各人的調，沒有必要一樣，唯一要求的條件就是資訊共享。
實體要小、週期要短，這樣有任何的問題，不論是學校、老師還是學生，都很好去做調整。


三、建立一個基於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可以使整個社會中，不同的教育共同體都能分享、存取的資訊反饋網絡。
使得社會中任何教育共同體的消長、失敗或成功，可以有充足的資訊紀錄下來，能於其他共同體之間討論、研究、學習，使得各個共同體能夠更多的基於實際的樣本，而不是某個學者的想像來建構教育知識與辦學策略，於是每間學校、每個老師、每個學生都是實驗品，而任何局部失敗的教訓，都可以為其他部分去學習仿效。


無論如何，不論有沒有教改，我們對教育如果還在相信，一個基於建構一套鉅細彌遺地課綱，然後據以打造出一條長達十二年選配項目超少的知識裝配線，是符合這個社會未來的需求的，那我想就連二戰前的福特汽車工廠都沒那麼悲劇。

用軟工的術語來講，就是一個開發團隊只憑著他們對『何謂國民？』的期許與對少數使用者的觀察，就開始寫一份product spec，寫完後就開始無差別的拿每個小孩當素材，進行water fall式的開發長達12年，而過程中連個像樣的issue tracker都沒有，所有提出來的意見與Bug他們說有修就有修、功能他們說有做就有做，然後打造出來的就是你小孩耗費青春裝在腦袋裡裝的玩意。

這很荒謬嗎？更荒謬的是無數的家長要不認為這個產品開發不是自己的責任、不然就是對Water fall中每個 milestone 跑出來的測試數據不理想，在那邊對小孩鬼吼鬼叫的。

至於下一代成員本身呢？他未來能生存嗎？他喜歡這個由不得他、被裝配出來的人生嗎？科科科。

人權、言論自由與知識經濟

一個地方可以有他自己對人權的看法，然後該地方的法律系統得要服從這個看法而維護人權。 但每個地方的看法不一致，並不代表就是沒有共同的看法，比如說共產主義的消退，就意味著私有產權這個權利義務結構，已逐漸成為這星球上眾人一致的看法(不是沒有修正與限制，但普遍認為應基本保障)。 而接下來，這個星球將會逐漸的就男女、性別認同、宗教等等的都逐漸在牽涉到各個人權的議題上得到共識。過程也許要花上一百年，但是是會的。 這是因為在沒有共識的情況，一個國家跟其他國家的交流將會出現不平衡與衝突(由於遊戲規則的差異產生的套利空間，會從經濟貿易流動層面產生腐蝕兩方內部利益分配機制的動力)，而這些不平衡與衝突，看著過去自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後，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互動這幾十年的歷史，就逐漸證明了矛盾必定會逐漸累積而變得不可容忍的。 那雙方為了各自內部利益著想，就只好切斷關係了(從2015開始的美中關係來看，我是認為一個新的冷戰與圍堵正在成型)，但這個關係的切斷對誰會造成問題呢？對極權國家會造成問題。為什麼？因為人權中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由於社會個體間的信任較低、訊息互動較小，其創造與創新動力會弱于有言論自由的外部。但這還不是最致命的，真正致命的是，極權統治下的社會，其法律系統與社會規範的調適能力沒有辦法應對知識經濟社會下Bottom Up上來的各種變動與衝擊。 台灣在2000年後，KMT＋DPP過去這15年的各種舉措失當、決策失敗等問題其根源也在這裡。 知識經濟是必然的未來，從已知用火開始，就註定科技對人類是一旦知道就不能假裝沒有、不可能拋棄的，但知識經濟並不必然帶來美好的未來，失敗的社會制度在新科技、乃至于新的知識創新管道與各種突破舊規則基礎假設的資源運作模式的動能供給下，將如同188X~191X年那時的西方一樣，迅速累積出可怕的社會動盪風暴。

對知識變動與科技衝擊的調試，從來不是只有在經濟領域、同時也在政治領域、在社會方方面面各個次領域的遊戲規則與文化裡。這證明也所在多有，當年馬克思的資本論，想討論的就是人類社會應對工業化後種種的社會矛盾與不平等的正循環，將有可能採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應對。而日後這些矛盾加上民族主義所凝聚成的超完美風暴，就是二戰與隨後的冷戰。

社會已經由工業經濟轉型到知識經濟，再也回不去了(回去工業經濟的生產模式的話，沒有資源沒有土地沒有市場，台灣會瞬間被世界拋棄，而即使中國大陸這麼大，也會被世界蹂躪)，而在新的經濟模式下，一個奠基於網路所建立起來的『公共規則制定與決策共識平台』，在夠廣大的群眾覆蓋率與意見領袖的積極參與下，即時的應對解決制度的不完美、各領域群體多軌併行討論即將出現的新科技對社會可能的衝擊、透過論戰求得解決方案一致的共識，才有可能讓社會在知識經濟所產生的一波波巨浪下，能夠不因訊息不對等、貧富不均、階級差距等等的問題而撕裂。

那一個不保障言論自由、一個還在認為『政府有權以煽動誘惑製造動亂的言論為理由將人抓起來』的國家，有可能建立起這樣的平台嗎？我個人是不認為有可能。
在缺乏『烏鴉嘴』的情況下，一言堂是必然的，於是這平台也只能是歌功頌德用的，就更別提這平台的終極目的就是成為國家行政權、立法權的實質掌控者了。 認為這是癡人說夢嗎？從許多民主國家在制度創新上的種種跡象，例如德國的Parliament Watch、以及許多正在興起將自己定位為網路民意代理者的新政黨，許許多多不同的嘗試正在展開，只要有誰獲得了最大的成果而為國家帶來巨大的成功，那風行草偃是必然的。而這些新嘗試，都是在下放權力，而非集中。
到那時，中國若還在往寡頭政治與極端民族主義的方向加速，那有可能接軌嗎？我很懷疑，但不能接軌的代價不是經濟熄火萎縮內部動亂、就是對外關係舉措失當導致衝突，或者兩個一起發生。